探访花筵捐局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柳暗花明。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发现,此前关于花筵捐局旧址的描述,大多引自潮汕文史专家鄞镇凯所著《汕头埠旧事》一书中关于“金台花会”的描述以及其关于“金台客栈”的口述资料:“现址万安街2号的三层钢筋结构洋楼,老一辈称它为‘花会’。什么是‘花会’呢?它是妓女的管理机构,是上世纪40年代国民党政府设立的。妓女到这里接受登记,缴税(称为‘花捐’),便成为‘合法妓女’(衣袋上戴一小朵布花为标志),可以‘合法经营’。”因而最初潮汕文史研究爱好者张耀辉也将记者引至老市区万安街,实地探访那幢与陶芳酒楼成90度夹角的巴洛克式小洋楼。小洋楼紧挨着“陶芳合记”,一半建筑与陶芳酒楼交错重叠,其外立面廊柱挺立,拱券上的雕花清晰可见,顶部大型圆壁花纹虽失,但周边的花叶浮雕仍栩栩如生,让人不得不感叹当时建筑工艺的精湛。可惜的是而今这幢小洋楼掩映在街巷深处,门前缠绕着黑压压的电线,一楼二楼沦为鞋行仓库,楼内装饰已无从辨认,只一破败空房,堆满鞋盒,再往上的楼梯被人为截断,无路可走。
这座与陶芳酒楼相依而立,即使破败细节处仍难掩精致工艺的建筑是不是就是民国时期负责征收花捐课税的政府机关,它背后还有哪些故事,记者带着这些疑问采访了潮汕文史专家鄞镇凯,答案却出乎意料之外。
“关于金台花会的描述是错的,那幢建筑不是花捐(机构)旧址。”鄞镇凯开门见山直指自己之前收集的资料有误,“我前段时间探访一位住在万安街附近的百岁老人,才了解到那幢小洋楼应该是客栈,是比酒楼低一个档次的娱乐场所,不是花会(花捐机构),花会旧址应该在其斜对面的另一幢建筑,但目前正处于收集资料阶段,还需进一步探究。”鄞镇凯推翻了之前的论断,记者到市档案局查阅相关资料,所得资料也十分零散,其中1938年的《汕头市水陆花筵捐征收章程》和《投承本市水陆花筵捐章程》详细列举了花捐税的课征范围及种类等信息,佐证了张耀辉文中对于持牌四等妓女、征缴工作以招投承方式外包给行业公司等的描述,但对于花筵捐局所处的位置或地址却无只字提及。线索中断,追寻花筵捐局旧址一度陷入困局。
直至近期,张耀辉在一本1922年日本东京外务省通商局出版的《汕头帝国领事馆管辖区域内事情》中查找到“花筵捐局 汕头育善后街”的记录,事情才有了新进展。据记者实地探访,如今的育善后街仅留存两幢旧建筑,靠近商平路的一幢三层三进四开的红砖大楼十分醒目,张耀辉指着这幢门牌号为“育善后街31号”的建筑告诉记者:“这应该就是花筵捐局。”从外观上看,该建筑通体为红砖构建,保存完好、颇具民国特色,二层楼上的双窗棂设计精巧别致,每个窗户里层为主窗,外层是隙缝窄小的南洋百叶窗,有防潮湿海风的作用。正门辉绿岩石制门框门梁外部叠加了罗马式拱券,门顶附有百合花灯柱基座,正面门双侧内顶有中式灯笼基座构件。但红砖大楼大门外加建的银白色铁门十分扎眼,与原建筑风格格格不入。大门紧锁,记者无法入内,只能透过窗户看到里间灰暗一片,布满尘埃和被拆卸下来的破败建材,杂乱不堪。而紧挨着红砖青石建筑的,是一幢与其风格完全相异的巴洛克式民国建筑。附近住宅小区的管理员告诉记者,这两幢老建筑产权原是华侨所有,后来又转卖他人作为仓库,如今成为空置楼房,已许久不见有人进出。
据记者了解,张耀辉根据搜集到的多份资料所进行的分析和推论,有一定理据,但至目前仍未有直接证据证明该建筑就是民国时期的花筵捐局。记者也尝试从市文广新局、市旧城办、金平区旧城办等单位多方了解,但都未能找到该建筑的相关信息。从上世纪20年代至今近百年时间里,育善后街有没有其他旧建筑被拆除重建?该路段现留存两幢民国建筑,如何断定红砖大楼就是花筵捐局旧址而不是另一幢?这幢保存完好且加建了铁门的红砖大楼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这一连串的疑问仍有待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