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乾正也是一位急公好义的“另类”。他看到前人所设的育婴堂有名无实,力劝整顿,议立良规,慎雇乳媪,全力捐资以助完善。作为一个企业家,为了那些可怜的弃婴,他居然做到每日早起,即往五门城隅周行察视,遇有呱呱被弃者,就马上抱起。如果姓还可知的,就及时记录在册。这样做,是为了等其长成,为其择良以配时不致混适同姓及坠为娼尼。他这样坚持了几十年。有人笑他迂拙,他则“历引溺女之果报以晓之”,使人皆叹服。
在这些行善的潮商中,并非每个商人都腰缠万贯,有的甚至还是依靠自己的节衣缩食而来践行义举的。
孙朝财是个典型。他是在城人,几十年做着小生意以养家糊口。但是他饱受过贫困之苦,于是“业贾”之后,本人坚持俭朴生活,却“不忘施济”。他常置一个“扑满”,每天都把收入中用于家庭日常开支和购货部分拿出后,其余放入其中。到了大年除夕,就把这些钱以每户百钱,“叩贫家门”分发,“行之数十年不倦”。因其救助而能过年者,积之达于累百上千之数。同治四年(1865)岁饥,绅士设厂施粥时,正值大暑,贫民络绎奔趋。忽然间下起倾盆大雨,朝财在店铺里发现这个情况,急购蓑笠八百件分赠,大的分给妇人而背着儿女的。考虑到暑雨伤人,他还令家人烹煮解暑茶数缸置于粥厂之外,以供渴饮。一城为之感动。
归侨乔林林焜耀,过番数年,赚了点小钱,即返回家乡,买了个“州同”的职衔,但没陶醉于这捐官的好玩。只把捐官当做一个支援国家建设的实际行动。所以家居之日,举凡“施棺、掩骼及熬膏药以施病者”无不实行。熬膏药以施病者,既是林焜耀的特技,也是在经济不太宽裕了的情况下,他所想到的以小钱办大事的事业。一样地可以体现出他的慈爱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