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使得我们必须做出应急性调整。”6月20日，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在《中国企业家》杂志社主办的2020（第二十届）中国企业未来之星年会暨中国企业家生态大会上说。
毛振华认为，受疫情影响，我国宏观政策进行了调整，但并没有改变金融危机以来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维。
他分析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认为宏观调控的双底线思维主要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后到2016年，以稳增长为主；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以防风险为主；2018年~2019年，中美博弈下侧重于稳增长；2020年，“六稳六保”，稳增长底线下调；后疫情时代：重回稳增长、防风险双底线，促进中国经济长远健康发展。
毛振华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的分水岭。金融危机后，中国宏观政策的调整基本上契合了“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路，这也构成宏观调控的中国经验。
同时他提出，全球经济面临着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压力，但中国由于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存在“错峰发展”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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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08年中国没有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但也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宏观政策开启“债务-投资”驱动模式。此后，中国经济开始逐渐步入新常态。
这个政策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它为中国经济赢得了一个“错峰发展”的机会，使得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得到“衰退式上升”；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出的“四万亿”等强刺激政策也带动中国经济在全球率先企稳，2010年中国成为第一大贸易国，并从“商品输出国”向“资本输出国”转变。
不过毛振华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是建立在全球其他主要经济体低迷的基础之上，属于“衰退式上升”。
毛振华认为，同时也要看到刺激政策的“副作用”：资源配置失衡，债务风险加剧。一是宽松货币政策下大量货币流向了国有企业，从2010年到2016年，国有企业获得的贷款远高于民营企业，从存量信用债占比来看，私营企业只占了6%；二是债务风险快速扩张，各部门轮番加杠杆导致债务结构恶化，企业部门债务风险突出，居民部门杠杆率上扬，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凸显。
毛振华认为，经济在上升的同时，风险也在不断提升。尤其是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和国内经济“软着陆”，稳增长重要性减弱，防风险紧迫上升。到了2016年，欧美基本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逐步恢复；我国经济回稳向好，经济基本实现软着陆。
2016年，毛振华在《系统性风险总体仍处可控，警惕违约爆发触发金融市场波动》《双底线下的宏观经济》等报告中提出：宏观政策的核心应从稳增长向防风险转变，构建防风险、稳增长的双底线宏观调控体系。
这意味着中国对经济发展风险的认识提升到一个高度。毛振华认为，金融危机后中国宏观政策的调整，基本契合“稳增长、防风险”的双底线思路。“在稳增长的同时，要瞄着防风险，在防风险的同时也要瞄着稳增长，这两者缺一不可，但这两个底线，有前、有后、有主、有次，什么时候为主，什么时候为辅，就要看经济发展面临的环境条件。”
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我国的宏观政策重心转向防风险。去杠杆、防风险政策措施效果显现，宏观风险有所缓释，主要表现为：2016年到2018年，在防风险、去杠杆政策影响下，各部门债务增速放缓，债务风险有所缓释；金融严监管背景下，银行资产负债表无序扩张势头得到遏制；房地产调控趋严，房价暴涨势头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中美博弈下经济运行环境稳中有变，宏观政策再度侧重稳增长。2018年，美国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长期变量。针对外有贸易战、内有经济下行压力的情况，政策再度调整，2018年7月，政治局会议首提“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
不过，毛振华认为，与金融危机后政策不同，2018年~2019年在侧重于稳增长同时，也高度重视防风险。“因为2008年开始时，中国的全社会的债务没有那么大，并且由于长期的稳增长政策，2008年执行的政策一方面获得了发展，另一方面累积了新的风险。”
因此，他认为，2018年以后的政策调整重回稳增长，但不是简单回归2008年的政策，而是在侧重稳增长的同时，高度重视防风险。
毛振华认为，要正确处理好稳增长、防风险双底线的关系。具体而言，“经济保持一定增长，为防风险赢得时间与空间，但要避免因稳增长而加剧风险；防风险有利于经济长远健康发展，但仍需避免防风险节奏和力度不当危及经济增长。”
“疫情冲击下，宏观政策有什么调整，今后是什么走势？”毛振华说，这种冲击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现在走势依然不明朗，我们还要在疫情防控上加大关注，不可放松。
受疫情影响，中国经济面临着下行压力，GDP出现自公布季度统计数据以来首次负增长。公开数据显示，自1992年公布季度统计数据以来至2019年，中国GDP季度增速从未低于过6%。2020年一季度，-6.8%的增速是前所未有的。
疫情在全球扩散，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风险也在加大。一是疫情全球蔓延面临全球经济衰退压力，外部需求走弱；二是疫情冲击下，地缘政治风险加剧，需警惕逆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三是全球产业链或面临重构，加大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压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宏观政策是否会重回稳增长之路？
实际上，我国在“六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六保”，就意味着稳增长底线下调。
毛振华认为，疫情全球蔓延之下，全球经济面临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衰退压力，但中国由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或存在“错峰发展”和“衰退式上升”的机遇。
他认为这是应该抓住的机遇，但也要警惕短期刺激损害中长期发展，在稳增长的同时注重结构性调整与优化，不能走“债务-投资”驱动的老路。
首先，稳增长同时注重结构性的调整与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稳增长下注重进一步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保基层有效运转，注重保护和提升基层政府的积极性，通过核酸检测“应检尽检、愿检尽检”等方式提升居民出行和消费信心；精准施策保中小企业，特别是救助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开展有效投资，补充公共卫生短板；发展股权融资，防范稳增长导致债务风险再度攀升。
其次，不走“债务-投资”驱动老路。要避免货币政策“大水漫灌”，加剧债务风险；避免再度过度依赖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稳增长；适当控制传统领域基建投资，着力新基建；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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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3 17:1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