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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临川，1899年生，普宁洪阳镇南村人。是广东省著名共产党员杨石魂、方方同志的亲密战友,也是潮汕地区最早参加共青团、共产党的革命青年之一。是普宁、潮安两县农民运动的先驱和杰出领导人。他历任普宁、潮安农民运动特派员、中共潮安县委农委书记、潮安县委书记等职。1928年2月9日在汕头市参加省委巡视员主持召开的潮梅各县党团书记会议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同月13日惨遭敌人杀害,牺牲时年仅29岁。 方临川,学名方书照,化名陈亮臣,广东省普宁县洪阳南村人。1899年生,自幼父母双亡,由叔父方昌振抚养长大。
1907年,方临川开始进入普宁县立工业学校读书。他生性聪颖,勤奋学习,练得一手好毛笔字,学习成绩常常在学校同级中名列前茅。他学习的费用都是叔父方昌振供给的。因此,他从小就深知生活的艰辛,生活上很俭朴。为了节省学习费用,读至高小时,他向同学借来工业课本,然后认真地一字一句进行抄写,这样,既节省了课本费,又更深刻地掌握学到的知识。他同情穷苦学生,善于团结同学,深受同学的尊敬,大家把他看作兄长和益友。
洪阳是普宁大地主、大恶霸方十三的巢穴。他的祖父方小川,在清朝咸丰年间,便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而受到朝延的赏赐,官拜“千总”。方十三的父亲方耀,更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死于他屠刀下的义军无辜者,不下五万之众,先后被清延封为总兵巴图鲁、虎门水师提督。方十三也在清朝政府中混得一官半职。对于方十三家族残酷压迫剥削贫苦农民的滔天罪行,方临川从小耳闻目睹,深感痛恨。他虽是方姓,但也常受到方姓土豪劣绅的欺压,学习了文化知识后,更看清了旧中国的腐败和黑暗。他向叔父表示,一定要认真学好本领,长大要砸烂黑暗的旧世界,拯救广大劳苦大众跳出苦海。
1915年,方临川考进汕头礐石中学。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并关心国家大事,对当时军阀混战,残害百姓的社会景象,混乱的政局,他愤慨万分。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谈论时事,抨击社会的黑暗,探索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方临川受到“五四”运动革命洪流的影响,从积愤和思索中开始觉醒过来,以满腔的革命热情投身到这场伟大斗争中去。他组织同学们在汕头贴标语,发传单,走上街头演讲,进行爱国宣传。他还同杨石魂等人一起倡议发动,成立岭东学生联合会。方临川是岭东学联会主要领导人。5月14日,在岭东学联会成立大会结束后,他和杨石魂、方思琼(方方)等领导人立即发动组织汕头市的几千名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他们先到汕头市总商会,要求各商行抵制日货,然后又到汕头市警察局,要局长李少如交代与日本驻汕头领事勾结的罪行。李少如慑于学生声威,避而不见,激起众怒,遂捣毁警察局,并将查抄出的大批日货当众烧毁。然后,他们又组织学生纠察队到处检查、焚烧日货,给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以有力的打击。他们的革命行动,得到汕头市工人的配合,又得到各县农民的支持,因而狠狠地打击了卖国贼的嚣张气焰。方临川始终站在这场斗争的前列,并在斗争中锻炼成长,思想逐步成熟起来。
1920年,方临川转到广州圣心中学学习。高中毕业后考进广州铁路专门学校,与杨石魂、方达史、韩盈(遂溪县人,后为中共雷州特支创建人)等同学,(他们4人是铁专学生中的活跃分子)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常与廖仲恺、阮啸仙、谭平山、刘尔嵩等同志来往,汇报和探讨学生中的工作方向和方法问题。后被该校校长发觉,开除出校,转读广东公路工程学校。他们没有气馁,继续积极参加广州地区各项爱国学生活动,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方临川还与韩盈结为挚友。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发生了军阀吴佩孚镇压罢工工人的“二·七”惨案。工人的鲜血,擦亮了方临川等学生的眼睛,进一步看清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狰狞面目。方临川和杨石魂等四人为追求真理,于同年7月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同年11月,方临川等人又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他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3年底学校放寒假时,方临川回到家乡,他和杨石魂等人倡议,团结了家乡“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方思琼、伍治之、方书略、方君健等30多人,组织了“洪阳集益社”,宗旨是团结青年,集思广益,反对封建文化,其斗争锋芒是针对普宁方姓大地主压迫人民的封建制度。他们以洪阳城内东门的泰和堂药店作为该社活动地点,组织青年们学习《向导》、《中国青年》、《共产主义ABC》等进步刊物,商讨时事,追求救国真理。
1924年实现国共合作后,广东全省的革命形势日益发展。这年暑假,方临川在广东公路工程学校毕业,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以个人身份,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这时,广东正在全面发展工农运动,他奉中央农民部的命令,以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家乡普宁县,做宣传发动农民组织农会的工作。回到普宁后,他一方面和杨石魂一起动员组织了方思琼、伍治之、杨慧生、黄中坚、谢培芳、张清江等进步青年到广州投考第二届农讲所学习,为普宁和潮汕地区的工农运动培训骨干;一方面看到原普宁农民协会的筹备会长陈若珍办农会动机不纯,接受贿赂,敲诈勒索,官僚主义作风十足,便对他进行教育、劝告,要其去邪归正,对原农会进行改组。但陈若珍拒不接受方临川的批评教育,方临川便组织了罗绩、方书略、卢世光等革命青年到南径、麒麟、潮阳贵屿一带作宣传组织新农会的工作。不久,彭湃同志也派陈魁亚、彭奕、陈颂等10多人组成农运宣传队来到普宁。方临川与陈魁亚等人进行联系,团结一致,分工合作,于1926年初终于把陈若珍逮捕法办,改组农会,使普宁县的农民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1925年2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方临川被党组织委派为普宁、揭阳特派员,负责筹建各县国民党县党部和秘密建立共青团、共产党组织。3月5日,他随东征军进驻洪阳城,陪同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在城内做了召开商民大会、筹集军饷、委任新县长等工作。当晚,他还妥善安排周恩来住在其叔父开办的满记绸庄店三楼上,并与其兄严格做好保卫工作。次日又随同周恩来到达揭阳县榕城。
方临川返回普宁后,即按党组织的指示,于3月中旬在洪阳成立国民党普宁县党部筹备处,方临川为主任,方思琼、方书略、方君健等为筹备委员。公开吸收国民党员,以扩大革命力量,为秘密建团建党作好充分准备。同年5月,方临川和杨石魂先后介绍方思琼、罗绩、黄中坚等革命青年入团,并成立普宁县第一个共青团支部,由方思琼任支部书记。
1925年6月,东征军回师广州平息军阀刘(震寰)、杨(希闵)之乱。军阀陈炯明的残部洪兆麟军乘机卷土重来,占领潮汕。9月16日攻陷汕头,疯狂搜捕杨石魂、方临川、伍治之等革命骨干。在这险恶的白色恐怖中,方临川和方惟精、谢汉一等人隐蔽在潮安东莆区农村,深入各村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先后建立健全了生聚洋、白沙湖、塔下、仙德、仁里、浦边、程畔、贾畔等20个乡村农会组织,并在第二次东征军收复潮汕前夕,建立了东莆区农民协会。
1925年11月5日,第二次东征胜利平定潮汕后,为迅速恢复和发展潮汕地区的共青团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农、学、商、妇等革命群众运动,共青团汕头地委于11月10日至11日在汕头市召开了第二次地方代表大会。方临川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和杨石魂、吴梦龙(华胥)一起被大会选为主席团主席,轮流负责主持会议各项议程的进行。方临川还在会上作了普宁农运的报告,介绍普宁开展农运的经验教训,为其他各县农运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11月13日,团汕头地委召开了第一次常会。常会按团中央通告的精神进行了改组,并新成立了宣传、学生、青年农人、妇女运动及经济斗争五个特别委员会,以健全团地委的组织领导机构。方临川被指定为青年农人委员会的成员,具体负责对潮汕地区青年农民的发动组织工作。
1925年11月,中共汕头地方党组织决定调方临川到潮安工作。方临川坚决服从党的安排,一接到组织决定,便马上打好简单的行装赶赴潮安,而不惜抛弃自己家庭的一切。
方临川到达潮安以后,便以县农会特派员的公开身份,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密切协同以东征军总政治部驻潮安特派员的公开身份受派到潮安的中共党员郭瘦真、赖炎光等人,秘密建立了潮安县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该支部由郭瘦真任书记,赖炎光负责工运,方临川负责农运,侧重对农运工作和在农村发展建立党组织工作的领导。
中共潮安县支部建立以后,方临川根据党支部的分工，在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开展农民运动的同时,注意秘密培养、吸收农民运动骨干入党,发展农村中的党组织,扩大党在农民运动中的领导力量和影响。在他和郭瘦真、赖炎光等人的努力下,潮安的党组织发展很快,上莆、东莆、大和等区及县农会、庵埠总工会、金山中学等群众团体都先后建立了党的支部或特支。1926年秋,县部委成立后,方临川任部委农委书记,继续主抓农运和农村党组织的发展工作。
在方临川的正确领导下,潮安农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在各区、乡农会成立后,1925年12月1日,潮安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潮州隆重召开。方临川被大会选为主席团主席，负责主持大会各项议程的进行。这次大会,是潮安广大农民群众在我党领导下所举行的第一次大盛会。大会经过民主选举,正式成立潮安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方临川当选为执委,是潮安县农会的主要领导人。
1926年1月中旬,普宁农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爆发了十万农民围攻洪阳城内以方耀家族为首的封建地主集团的战争。城内反动地主豪绅在被围困的情况下,派十几个方姓绅士到潮安请方临川回去办理农会,欲将普宁农民运动置其家族主义的指挥,但受到方临川的严厉斥责和拒绝。可是反动绅士还不死心,更以全体加入孙文主义学会去要挟方临川。方临川不为所动,坚定不移地站在广大贫苦农民一边,严肃指出他们只有向农民赔款认错,才是唯一出路。彻底挫败了方姓地主分裂革命队伍的阴谋。后经东征军政治部派人调庭和省农会彭湃同志的支持,普宁农民终于在这场斗争中获胜,迫使城内地主惩凶赔款,向农会认错。
潮安县农会成立,方临川除了对农运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外,还不辞辛劳经常深入各区、乡开展活动,指导工作。今日往东,明天到西,不停地奔忙于全县各个区乡之间。由于方临川文化高,懂得革命理论,又平易近人和能体恤农民的痛苦,讲出农民的心里话,所以他的宣传富有鼓动力,容易为群众所接受,以至变成群众自觉的行动。在他和其他骨干的共同努力下,潮安全县的农会组织发展很快。据1926年5月1日广东省农民协会的公布,潮安全县18个区中,已有16个区成立了区农民协会,乡农会达128个,会员达11000多人。
在各区、乡农会相继建立、农会力量不断壮大以后,方临川又根据党的指示,不失时机地努力引导广大群众开展各种为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斗争,如开办平民学校、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等。使许多原来无法入学的贫苦农民子女获得入学的机会,文化知识得到提高。1926年2月,为反对土豪劣绅强占民田,登荣区曲湾乡的200多农民一致罢耕,并发表宣言,强烈声讨土豪劣绅欺压贫苦农民的罪恶,向土豪劣绅展开了反压迫的斗争。1926年11月,登隆等区农会,领导会员发起了“二五”减租斗争,并公开宣布:如田主不肯,则全数勿还,再有多言,则以武力对待。这些斗争的进行,不但维护了广大贫苦农民的利益,而且使广大农民在斗争中不断受到教育,思想觉悟日益提高,农民运动沿着党所指引的方向不断向前推进。
1926年9月以后,潮安反动势力破坏革命的倒行逆施行径日益猖獗,以工贼侯映澄为首的一伙工人败类,在潮州卫戌司令兼潮州军校教育长王绳祖为首的不法军人支持下,向革命左派及工农群众革命运动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直至制造了震动潮汕的殴毙锡薄工团干部李子标的血案。在这一血案发生后,方临川立即根据县部委的统一部署,会同县农会干部,分头发动全县农会会员行动起来,以各种实际行动支持工人老大哥的斗争。10月31日,又组织全县各区乡农会派出代表开进潮州城,同广大工人一起,举行了有2万多工农群众参加的追悼李子标、声讨反动派的大会。当这个大会又遭到王绳祖派出的反动武装学生开枪镇压,再次造成血案以后,方临川等中共潮安县部委、县总工会、县农会的主要领导同志,立即带领广大工农群众改变斗争方式,避免同反动武装发生正面冲突以减少伤亡,而转为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全面实行罢工罢市辍耕进行斗争,并组织起一支由200多名工农群众代表组成的“请愿代表队”,于血案再次发生的当天晚上赶赴汕头市,向汕头统治当局请愿,向汕头广大工人群众控诉王绳祖、侯映澄一伙的反革命罪行,从而激起了潮汕广大人民的无比义愤。汕头统治当局鉴于民愤鼎沸,只好被迫作出:严缉侯映澄、查办王绳祖、抚恤伤亡等决定。潮安人民反对右派势力破坏革命运动的这一斗争终于基本取得了胜利。
在农村,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减租减息斗争的进行,农会同地主豪绅的斗争也愈来愈趋尖锐。1927年1月13日,登隆区土豪陈光辉一伙,为了破坏减租减息斗争的开展,竟率领大批土匪流氓围攻该区农会。是时,方临川刚好来在该区指导工作。被围困以后,方临川镇定地指挥区农会的干部、群众,顽强抗击土豪匪徒的进攻。县农会得讯后,请县署派兵前往解围,陈光辉一伙闻讯始潜逃而去。方临川等人于是得以安全脱险,但是会员许如坤等数人已被他们掳去。这一事件,是潮安继1926年10月底发生的“李子标血案”后的又一震动较大的反革命破坏事件。这时,潮安的形势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潮安的反动派于4月15日晚在潮州城里也实行大规模的“清党”行动,派出大批反动军警围搜了中共潮安县部委机关驻地“十八曲”和县总工会、县农会、金山中学等机关和主要活动地点,捕去了县部委宣传部长方慧生及郭子昂、蔡英智等一批革命骨干。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潮安大地。
在这一事变发生时,方临川根据部委原来的部署,马上采取了应变措施。他安全撤离了潮州城,转移到进可攻、退可守的潮安革命大本营——上莆区大寨地方。4月16日,另外一些安全脱险的革命骨干也按部委的通知来到了大寨。可是这时,潮安县部委的主要负责人——书记文农和副书记俞文彬则相继离开了潮安,使潮安的党组织和革命群众面临着群龙无首的严重局面。在这危急关头,方临川勇敢地挑起了指挥、领导潮安的党和革命群众坚持同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斗争的重担。4月16日下午,方临川在大寨主持召开了革命骨干会议,商讨反抗反动派的对策。随后,便同赖其泉、方方、许筹、龚文河等人一起,把原来的一些工农武装骨干集合起来,组成了一支100多人的武装队伍。4月20日,当由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宣传部长耿勉之带领的一支10多人的反动宣传队来到上莆区宏安乡进行反革命宣传时,方临川立即指挥队伍进行袭击,结果除一人被其从阴沟逃脱外,余均被就地处决。接着,又于次日包围了反动的维正小学,将该校的7个国民党反动教员抓起来处决了6个,只留下一个较老实的老头子。这两次的武装行动,震惊了汕头的反动派,汕头警备司令部于是派了大批反动军警前来围剿,方临川等则带队伍撤进了桑浦山。
1927年4月23日,普宁、揭阳、潮阳等县的农军在省农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农军部主任李芳岐(运昌)、委员林苏和汕头地委委员杨石魂、普宁部委书记陈魁亚等的领导下,举行了武装暴动,围攻普宁县城。方临川等人得到消息后,立即带队伍赶到普宁,加入了暴动的战斗行列。5月13日,由于敌强我弱,普宁暴动失败后,方临川等又带队伍转移到陆丰新田,在那里汇同海陆丰的农军共2000多人,组织了惠潮梅工农革命军,下编二个团。并成立党的领导机关前方特委,方临川是委员之一。这支部队到达湖南汝城后,由于同上级党失去了联系,便派方临川到武汉找中央请示今后的行动方针。方临川坐船走水路,顺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武汉找到中央军委,周恩来亲自接见了他,指示说:武汉国共合作准备分家了,形势恶劣,你们部队不要往汉口来了,武汉很快就要起变化了,你们返回汝城,就地暴动,占据县城,并把部队与汝城农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下编三个团。方临川聆听指示后,连忙赶回来,走到衡阳,碰到北上部队,传达了中央军委和周恩来的指示。后来这支部队由于碰到国民党范石生第二十六军的袭击,队伍被打散了。方临川也返回潮汕坚持地下斗争。 1927年10月,“八一”南昌起义军南下部队建立的潮汕七日红色政权失败以后,潮安的革命运动由于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又一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而再次转入低潮。这时,党组织又派方临川回到潮安,担任中共潮安县委书记。面对日益恶劣险峻的形势,异常艰难困苦的环境,方临川并没有气馁、消极。他始终对党、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忘我地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不息。在他卓有成效的领导下,潮安的党组织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壮大。仅在1927年12月这一个月内,全县党员的人数便由11月份的100多人猛增至200多人,至1928年2月间,又继续增至300左右人。同时,各区区委、支部的组织机构也随之很快得以恢复和重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各级领导机构的建立、健全,大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发挥了党在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促进了潮安新的革命高潮的更快到来。
1927年10月底,在方临川和潮安县委的领导下,潮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二团,进一步扩大、发展了潮安的革命武装力量。工农革命军第二团成立后,为贯彻省委关于组织武装暴动、建立工农兵政权的指示和配合全省各地的武装斗争,在方临川等人领导下,多次举行了捣毁潮汕铁路,破坏敌人交通设施,袭击敌人军用列车等的军事行动,使敌人的兵力调拨和军用物资运输计划次被打乱。
1927年12月,为进一步执行省委指示,配合广州暴动,方临川等领导人,又率领二团和鹳巢、西林等地赤卫队,先后几次袭击了沙溪头、金石等地乡公所、区公所或警察所。12月14日,又领导武装队伍,于鹳巢地段再次袭击敌人运载军用物资列车,击毙击伤敌人多名,切断了敌人的交通线。这次战斗,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使工农群众深受鼓舞。
1928年2月9日,方临川到汕头参加了由省委巡视员叶浩秀主持召开的潮梅各县党团书记研究武装暴动问题的会议时,由于叛徒出卖,设于永太路尾乾太厝内的会场于10日遭到敌人的包围袭击。在同敌人进行搏斗时,叶浩秀不幸坠楼壮烈牺牲;方临川与潮梅特委书记蓝裕业、汕头市委书记陈国威及其他各县的党团书记共21人则因寡不敌众,不幸落入魔爪。方临川被捕后,化名陈亮臣,在监狱里与敌人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备受敌人的严刑拷打,没有泄露党的秘密。在敌人对他审讯时,还怒斥敌人的罪行,踢翻了敌人的审讯桌椅。敌人对他无计可施。同月13日3时,方临川等21人在汕头市惨遭敌人杀害。当他们赴刑场行经汕头市大马路时,沿途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军阀!”“工农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面无惧色,表现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方临川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时年29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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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12 10:4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