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民初，上海是万商云集、进出口贸易频繁的国际大商埠，以其特殊的经济地位而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的金融中心。 所谓金融中心，是指聚集了大量金融机构和相关服务产业，全面集中地开展资本借贷、债券发行、外汇交易、保险等金融服务业的城市或地区，金融市场齐全、服务业高度密集、对周边地区甚至全球具有辐射影响力。 上海，当年以其经济高度发达而闻名于世，有“一上二香”之说，也就是说上海的繁荣程度远远超过了香港，一首经典名曲《夜上海》道尽了彼时的纸迷金醉、灯红酒绿，而在这个各方势力汇聚之地，同样也有潮人的身影。
汕头的开埠与近代轮船业的兴盛，为近代潮汕商人走出潮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潮人走出乡土家园，散居于大陆沿海乃至内陆沿江的口岸地区，而上海就是近代潮商的集结之地。上海潮商的转口贸易，除了将潮糖等潮州土特产转销南北各地外，另一方面也将长江流域的农副产品转销至潮汕地区，当然从上海输入潮汕地区最多的还是上海的工业品。 近代上海潮商除了从事海贩，发展上海与潮汕地区商业贸易外，还有一部分近代早期潮商伴随着西方列强势力进入上海，以鸦片贸易发家。后来，随着鸦片贸易逐渐消亡，上海的潮籍鸦片商人通过鸦片生意积累的大量资金，便陆续转而投资金融业与纺织业，有很多人成为了上海滩有名的大资本家。
到了20世纪初，上海潮商开设了鸿裕纱厂、鸿章织染厂、纬通纱厂，郑培之、郭子彬等人成为上海早期纺织界的巨头，而在上海钱庄业，潮商也在占有一席之地。近代上海潮商经济实力雄厚，特别是在纺织业与钱庄业中拥有相当的实力，随着近代上海经济的发展，上海潮商经营范围不断扩大，遍及潮糖、土产、房地产、钱庄、纺织业、面粉业、百货、饮食等，在这些上海商界的重量级人物之中，陈玉亭便是这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陈玉亭，广东潮南成田溪东人，生于清末，是当时上海滩知名的潮商。
土行买卖积累原始资本民国初期，上海帮会林立，有江苏帮、浙江帮、潮州帮、绍兴帮、宁波帮等，比比皆是。上海财界的经济实力，除洋人外，江、浙二帮因天时地利，得天独厚，其实力最强。广东财界在上海也有一定的地位，他们能在上海与江浙帮争雄，其中潮州帮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年，潮州帮的财力已超出广东财界的一半，而潮阳人的财力相当于整个潮州八邑的七成。潮阳人在上海进行贸易、金融、房产、典当、企业等商贸活动，尤以铜盂郭（郭子彬、郭乐轩为代表）、沙陇郑、成田溪东陈（陈青峰、陈玉亭）为代表形成了上海潮州帮的三大经济体系。 清代潮人在沪，最开始是从事传统的区域间物品交流，后来中英鸦片战争后，大量潮人开始大量贩卖鸦片并从事买办活动，陈玉亭也是其中之一。 潮州帮土行的发迹，可以追溯到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当时曾国藩奉命办湘军，围剿太平军，由于清政府的国库空虚，打仗要筹响，于是曾国藩打上了潮州帮土行的主意。当时在上海做鸦片生意的，除了潮州人外还有福建人、广府人，但潮州人的势力最大。曾国藩及其继任者丁日昌，就筹划实行鸦片专卖，让潮州人垄断鸦片买卖，由上海潮州会馆负责从每箱鸦片利润中留出10两、20两作为义捐交给政府，这笔义捐对清政府的帮助很大。 丁日昌出生广东丰顺汤坑（当年由揭阳管辖），早年他到上海报考北洋水师学堂时得到上海潮州会馆的资助，邓日昌发迹掌权后，很支持上海的潮商。上海潮州会馆，创建于清嘉庆15年4月(1811年)，会馆馆址设在洋行街105号。上海潮州会馆财政的来源，原来由各商号摊派或捐资，后来由于有了地产、房产，便转而以房地产收入为主要财源。上海潮州会馆具有独特组织宗旨、章程、选举方式，这使它成为上海潮商的代表，也是上海这个国际大商埠中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商帮，上海人于是称他们为“潮州帮”。上海潮州会馆由商人行号捐款营建，馆内事务一概由董事会处理，并代表旅沪潮商对外交涉。董事会对于商场事务可自由集议(不得越出商务范围)，而遇有桑梓灾情及各项公益事务则理应担任办理。上海潮州会馆是由三大帮所合组，其中海阳、澄海、饶平为一帮；潮阳、惠来为一帮；揭阳、普宁、丰顺为一帮。因此，会馆董事由三帮合组而成，每帮董事由每帮司月推举，每帮司月由每帮各行号推举。凡属殷实行家，遇有筹措公款时，有能力可以担任者，皆得举为司月。 自从潮州土商对鸦片垄断之后，上海潮州土行进入了全盛时代，共有两个时期，一个是19 世纪70、80年代，当时上海滩大商贾哈同是潮商的主要竞争对手，潮州土商依靠会馆的力量向哈同施加了很大压力，迫使他退出一些地区。另一个是清末民初，在上海的潮州土商进入了第二个全盛时期，其中郑、陈、郭三姓中，都有一批百万元户，财富多得惊人。当时，上海滩黑帮大头目杜月笙还没有发迹，跟潮州土行老板走得很亲近的，陈玉亭50岁做寿时，杜月笙还上门拜寿，杜月笙也多次鞍前马后陪同陈玉亭回潮汕老家办事祭祖。因为彼时，杜月笙势力还不够大，但他想做鸦片买卖，所以要讨好陈玉亭。后来，清政府实行禁烟，潮商不得不把资本投到其他行业，主要是在钱庄、纺织和典当业，陈玉亭也在此时开始慢慢进入金融业和纺织业。 投资钱庄业在中国上海近代金融史上，钱庄业一度是上海的“百业之首”，上海钱庄业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全国金融业的发展历史，在中国钱庄数百年的历史中，1917年至1937年是全国钱庄业发展的重要阶段。 早在清乾隆年间，上海钱庄业在金融市场上已具有一定规模，并成立了钱业公所作为行业组织。后来，随着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放了通商口岸，上海钱庄受到外国资本的青睐，业务得到了开拓，经营范围扩大，增加了放款存款，使钱庄业在当时上海百业中占有主导地位。
在上海的钱庄业蓬勃发展之时，大量的潮商把资本投入到这一行业，从投资金额来看，“潮州帮”的经济实力相当雄厚，而作为上海滩知名潮商的陈玉亭，同样也看到了商机，于是他在宝成、大成、鼎盛三家钱庄投资了10万多两银子，开始涉足钱庄业。 汕头开埠后晚清至1933年前，就有很多中外银行和钱庄来汕头设置分支机构。1930年前后的宝盛庄、源大庄、成茂合记庄等潮阳帮大银庄，都是潮阳县溪东陈氏家族族人所有。宝盛庄东家陈青帆与源大庄东家陈道南在陈氏家族中是同辈的兄弟（18世），两人也都因为在上海的投资失败而连累汕头的银庄、商号（陈青帆在上海开设恰盛杂粮行、陈道南开设源大行）。除了宝盛、源大之外，陈氏家族在汕头开设的银庄还有：陈玉亭（17世）开设的阜丰庄、德成庄，其中德成庄由其三子陈鹏秋主持，阜丰庄由其五子陈雁秋执掌，陈雁秋曾任汕头商务总会协理（1909年）；陈世霖（18世）开设的春成银庄、陶成银庄；陈秀山（19世）开设的鼎丰银庄；陈炽临（19世，又有写成陈炽林）开设的裕成庄。陈玉亭家族也在汕头市区小公园一带购买了大量房产物业，投资涉足了各大行业，成为潮汕富豪，家族财丁兴旺，目前，陈玉亭的后人遍布世界各地，多为成功人士，事业有成，深圳市汕头潮商会常务副会长、第六届潮商大会名誉主席、第八届国际潮青会名誉主席陈健辉就是陈玉亭的曾孙。 与人合办纬通纺织公司
进入民国时代不久，中国就遭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地恢复了19世纪以来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丧失的对市场的保护，交战列强全神贯注于战争和战后的讨价还价，而中央政府又无力垄断和领导全国的经济，于是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迎来了它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 自1912至1920年间，中国工业增长率达到13．8％，外贸入超由战前的2亿多两，减少至1919年的1600多万两，民族资本在1912到1919年八年间的投资，相当于过去半个世纪投资的总和。 到了1913年，中国纺纱业发展迅猛，仅1921年创办的纱厂就有王克敏的天津裕大纱厂、姚锡丹等的崇明大通纺织公司、史量才等的上海民生纱厂、许松春的上海永予纱厂、唐深谦等的无锡庆丰纱厂、方寿颐等的无锡予康纱厂，而陈玉亭也进入了纺织业。
1920年，陈玉亭创办了纬通纱厂，资本120万元，有纱锭24，500枚，工厂最早出产“孔雀”牌和“双鹿”牌棉纱。1932年9月，陈玉亭又与永安公司合股经营，双方各投资60万元，合办纬通合记纱厂。到了1933年，陈玉亭又将所占半数股份转让给永安公司。后来，陈玉亭的儿子陈仁夫和陈运英还在汕头三达巷开办了冠亚抽纱公司，是潮汕规模最大的纱厂，此为后话。
陈玉亭儿子陈运英一家 热心家乡公益“兼济天下”源出《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意即是有作为者应造福天下百姓。潮商善于经营，精于商道，被称“东方犹人”，与晋商、微商并称中国近代三大商邦。仁者为善，兼济天下是潮商精神表征，潮商为善，代代相传。做为清末民初上海滩知名的潮商，陈玉亭也非常热衷于家乡的公益事业。他发家之后，经常救济桑梓父老乡亲，定时发放钱物给他们，热心村里公共设施建设，建筑了四马拖车、四点金、下山虎等大规模的潮汕民居，也建了一批房屋给村里人居住，还将当时最为先进的发电机组引进到家乡，这据说是潮汕地区第一个发电机组用于农村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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