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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康威视：同行致远

2017年11月，国内安防产业龙头“海康威视”正式发布品牌理念：“见远，行更远”。

海康威视于2010年上市，7年来已累计分红107.24亿元，属于A股市场上为数不多的“良心企业”，它同时也是A股市场为数不多的“少拿多给”的上市公司之一，未曾通过增发股份来融资。

理论上讲，一个重视股东及投资者回报、分红率较高、且股息率跑赢定存的上市公司，说明其公司治理及经营表现是稳健、成熟，是值得长期投资的标的。

至今为止，海康威视的企业性质仍为国有，系军工央企——中国电科集团旗下上市公司；不过，它更似一家混合制类型企业，从一开始，民营资本在其股本结构中就占有很大的比例，从创办至今17年来，龚虹嘉始终占据第二股东位置。当然，“大树底下好乘凉”，央企、国企名号，一直是“香饽饽”。

2013年，A股市场高管持股市值前三名中，海康威视副董事长龚虹嘉列为榜首，彼时手上持股的市值高达137.5亿元，另外两位分别是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今年1月22日，海康威视一则高管减持信息令龚虹嘉再入公众舆论视野。龚虹嘉于该段时间减持海康1.14亿股，套现近43亿元，这是其在海康威视上市后的最大一笔减持套现。

加上这次套现，龚虹嘉与他太太陈春梅二人，已累计套现金额超140亿元，而其2001年初始投资才245万，若以此计算，加上现有持股市值，回报可高达2.7万倍。

有意思的是，自上市以来，虽然龚虹嘉不停地挥动“收割机”减持，可伴随海康年年高增长、高分红送股，加上股价不断上涨，龚虹嘉的持股数却越来越多，市值也越来越大。

那么，龚虹嘉是如何与海康威视“见远，行更远”呢？

龚虹嘉在海康股权主要来自二个部分：一是初始出资29.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45万元），这一部分在股改中所占的股权比例。第二，其财富增长，也来自海康历年的高分红送股所带来的巨大收益。

他的太太陈春梅，今年53岁，主要是间接持股。康普投资，是海康威视十大股东之一，持有部分股权。在海康上市前，陈春梅以2520.28万元出资额，持有康普投资80%股权，另外20%比例，则由海康高管胡扬忠、邬伟琪持有。顺便一提，海康威视管理层主要成员如胡扬忠、邬伟琪、蒋海青、周治平等，还通过股权激励方式，持有“海威投资”部分股权，间接持有海康股份。

此外，海康上市时，股东发起人还有浙江“东方集团”等。

股权架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石，我们多次在文章提及；值得一提的是，海康威视上市之前，有二次极为重要的股权转让，这也是十余年来公司保持高成长的成功因素。

一次是发生于2008年，当时海康威视的控股股东“海康信息”，将股权转让予“五十二所”，进一步提升了海康威视国企、央企地位。从某种方面来看，海康威视能走到今天，并步入发展“快车道”，与其国有性质的重要影响力分不开的。

我们知道，海康威视安防视频监控领域产品的许多大型客户，既有政府机关、国企、银行，也有不少涉及公共安全等运用领域，国企央企身份，则意味着权威、保密、公信度强。多年来，海康威视已多次登上“全球安防50强”榜首。

另一次重要的股权转让，是2007年，这也是海康威视成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龚虹嘉自动转让股份给海康威视的核心管理层和技术团队。

该年，龚虹嘉以75万元价格，转让其持有公司15%股权，转让给创始团体的合伙人公司，即上述提及的“康普投资”、“ 海威投资”。海康威视IPO后，其五大发起人分别是五十二所、龚虹嘉、海威投资、康普投资，另外就是东方集团；持股比例分别为42.61%、24.80%、12.83%、4.28%、4.50%。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放得下,才能走得远，懂得放弃是人生一种心灵学问，也可以是一种商业智慧和艺术，所谓“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个人拿出股权，用以激励经营层，是一种很宽广的投资胸怀，也正因为龚虹嘉敢于“舍”，自创办以来，海康威视的经营层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状态，也更有创业创新的激情。

海康是合伙创业，阿里巴巴、腾讯也是，均都保持高成长，其成功要素，来自于较强的经营独立性、灵活性，也包括股权激励等方式。要取得在经营上独立，灵活适应市场环境变化，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先从股权架构的顶层设计入手。

比如马云、马化腾的分层股权设计，阿里内部创业人才资本股权化等。反观海康，第一大股东虽是国有性质，但并不绝对控股，加上龚虹嘉的股权转让，管理层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更大自主性，也能更多地从企业成长中得到一定收益，也更能兼顾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和公司的持续发展。

富安娜的A股股权激励纷第一案

家族企业掌门人，作为成功人士，其身份符号不一定是财富多寡，而家族企业文化、精神、价值观的形成，往往与创始人、掌舵者个人的哲学意识、宗教信仰、幸福概念等交集在一起，比如宗教信仰，甚至可能会影响企业决策、投资偏好、以及规避风险等层面。

林国芳是个虔诚天主教徒，个人颇有点“清教徒”色彩，不吸烟、不喝酒。而诸如李嘉诚、曹德旺等人，常常把学佛作为个人成功的所在。曹德旺说，“佛教是我的灵魂。”因此，他觉得佛教讲六度，人们在日常对人、对事、对物时，也要遵守“六度”原则，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

宗教信仰，除了仪式感外，主要是人的心灵入手，建立一种有关生命意义的生存模式。不少家族企业主，也常常把个人信仰派生入企业的管理及文化体系上，并作为一项重要的传承要素。

虽为家族化企业，自上市以来近二十年，富安娜在企业管理上还是比较积极、且规规矩矩。为了进军线上市场，林国芳斥重金引进了德国SAP-AFS企业管理系统。这次广东授予他为“南粤新乡贤”代表，颁奖词中说：“他用事业诠释毕生四大追求：一是追求美丽的事业；二是追求持续的企业增长；三是追求良好的劳工关系；四是追求必要的社会责任。”应该说，后两项追求，与他个人信仰不无关系。

我们多次在文章提及，好的、合理的股权分配和股权架构，是家族企业发展与延续的基石，反之，往往埋下失败的隐患，企业也无法越做越稳。

自富安娜挂牌上市后，作为企业实控人，林国芳、陈国红夫妇持有的股权比例相对稳定，最新一次财报，其夫妇俩占总股本持股比例分别在36.67%、17.02%，为前二大股东，且一致行动人。

不过，林国芳在个人减持方面，处理得并不好，比如给出“让更多投资者分享公司未来业绩增长和价值提升”的粗糙理由，被股民调侃为“金融界的活雷锋”。 减持是一种资产权益的套现，在股市很常见。同样，林国芳在富安娜股权激励一案中，虽最终胜诉，却也说明其设计及方案制订方面，不够周详、稍欠成熟。

富安娜诉原始股东案，被称为“A股股权激励纷第一案”。公司上市之前，2007年6月，富安娜制定和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定向发行新股的方式，向激励对象发行700万股限制性股票。

可2008年3月向证监会申请IPO时，为配合上市要求，富安娜终止了该计划，将所有限制性股票转换为无限制性的普通股，并签署上市之日起三年内，“本人不以书面的形式向公司提出辞职、不连续旷工超过七日、不发生侵占公司资产并导致公司利益受损的行为”的承诺函。

2008年7月起至2009年9月份，余松恩、周西川等部分高管（非创业股东）离职后，均跳槽至富安娜主要竞争对手之一的水星家纺；其中，余松恩时任水星家纺副总裁，周西川时任水星家纺渠道总监。2012年12月26日，富安娜向深圳南山法院起诉余等21名自然人股东，引发股权纠纷。

后来，终审落锤，富安娜胜诉。此案在A股市场极具代表性，备受关注，也成了业内重点研究的一个案例。其中，“承诺函”有效性、属劳动争议纠纷还是合同纠纷等，一直是该案争议的焦点。

股权激励机制，是现代企业提升绩效、实施人才战略的一种管理工具。如国外的微软、沃尔玛、戴尔等、国内的阿里巴巴，特别是任正非的华为，都是在股权激励下迅速成长起来的。

从法律层面来看，股权激励也是一类契约，必须做跟长远的规划和设计。假如用错或者用不好，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不管怎么分配，不管绩效期望值如何确定，限制行使期权的时间多长，一定要行文，要有一定标准和机制，否则无法达到“财散人聚”功效，可能还会是“财散人散”的悲剧。

以往，富安娜有中国家纺业“黄埔军校”之誉，一方面说明其在行业培养人才中曾有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才的流失形态，林老板今后在企业用人文化上，可多多着力！

来源 | 一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