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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汕头特区选址在沙丘地带，这里面大有学问

2020-7-31 00:00|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315|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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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春潮涌起。

这一年的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确定在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的区域，设置经济特区。中国改革词典中，由此增添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新词——“经济特区”。

1980年，是中国经济特区的起步之年，也是汕头这座城市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汕头，由此肩负起“试验田”的新使命。

从1.6平方公里的荒滩沙丘起步，汕头经济特区用40年的时间，历经几代特区人的不懈努力，崛起成为一座焕发着勃勃生机的现代化新城，奏响改革开放伟大征程中的汕头篇章。

经过40年发展，汕头经济特区已崛起成为一座焕发着勃勃生机的现代化新城。杨立轩摄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如今，站在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可以发现：1980年的这个重大决策，改变了汕头，让这座百载商埠、着名侨乡焕发新的强大生机，让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深入人心。这份宝贵的财富，始终伴随着汕头经济特区的成长和发展。时至今日，它依然是特区再出发的强劲原动力。

点燃希望“汕头要迎来一次重生”

时针拨回1978年12月。彼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中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然而，当时经济落后、生活艰难。就拿汕头来说，《中国经济特区发展（1978-2018）》（社科文献出版社“改革开放研究丛书”之一，陶一桃、鲁志国着——编者注）一书在介绍汕头时就提到，虽然当时的汕头是潮汕地区甚至是整个粤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国家对汕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供水、供电、港口、道路等基础设施极少投资，一些骨干企业还被搬迁到内地，致使汕头在当时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此外，由于一批被举家迁移的居民和上山下乡的青年回城，一时间待业的人口猛增。当时许多人没事可干，生活无着落、居住无房屋，只好在街道两旁搭起简易竹棚作为临时栖所……

汕头亟须打破现状、寻觅新路！

根据南方日报报道，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可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

中央这一重大决策，为汕头点燃了希望之光。潮汕文化历史研究丛书《艰辛的崛起——汕头特区创业十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以下简称《艰辛的崛起》——编者注）一书提到，1979年12月12日，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汇报提纲中，建议用“经济特区”的名称；1980年4月，国务院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采纳了这个建议。同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命运改变，迎来重生。汕头，终于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对此，《中国经济特区发展（1978-2018）》如此评价：“放眼整个汕头的发展史，决定汕头城市命运又一关键时刻到来了……跻身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之一，汕头马上就要迎来一次重生。”

三探选址，龙湖村西北侧成特区发祥地

特区建在哪里？

《艰辛的崛起》一书讲到了这一段历史：中央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后，汕头市城市建设局提出意见，可在市南郊广澳或者市东郊珠池两地选择特区区址。

为落实选址和规划工作，当年1月22日，汕头市委、汕头市革委会从城建局、建工局、郊区抽调6名工程技术业务干部，组成“汕头经济特区筹备工作组”，着手进行特区选址、规划工作。这批同志，就是筹建特区的最早“开荒牛”。

“当时，他们顶着严寒酷暑，踏遍达濠半岛和珠池肚沿海的沙丘荒原，对着两个片区的土地权属、地质、人口、经济进行调查研究，并对最基本的基础设施如三通一平——水通、电通、路通和平整土地做出投资概算。”

已故汕头市城建局退休干部王瑞忠，正是当时这批“开荒牛”的其中之一。从1980年起直到退休，他亲历了汕头经济特区的选址、地质资料收集以及一砖一瓦的建设，这一干就是18年。期间，他用相机记录了特区的建设和发展，并编著成《鮀城旧影》一书，书中还收录了他曾发表于当地报刊的一些文章。

《汕头经济特区建设先行兵》一文，就写到了参加选址工作的感受：“当年参加特区筹备工作是辛苦的。汕头特区原先有关部门建议选址于东郊珠池塭地方，距市区六七公里，工作组同志每天骑单车到珠池各处进行人口、土地调查，紧接着又组织水文、地址勘探工作，为了尽快做出选址和规划方案上报，1980年春节我们没能休假，坚持与钻探队工人一起战斗在珠池田头，并昼夜加班绘图和编写资料，确保了春节后及时把方案报送省审核。”

一篇报道王瑞忠“忆当年”的文章《荒滩创业历尽艰辛》还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大年初一，地质钻探工人还坚持一线施工。正月初一一早，筹备组组长交代王瑞忠到珠池肚施工现场慰问工人，王瑞忠骑着旧单车，沿着崎岖不平的海堤到现场后，看到工人们忙于施工，主动帮助他们做饭，在工地就餐……”

经过调查、勘察，筹备组提出把特区区址改在市东郊龙湖村西北侧的一个沙丘地带。根据《艰辛的崛起》一书描述，这里地势较高，平均达珠江标高3米，地质也好，地面以下6米深都是沙层土。所在区域的西南面有一条宽约20米的大水沟，东面有一条国防公路可为界线，与汕头市区、港口、机场距离不远，近期解决水、电供应比较容易，生产、生活服务设施可以依托汕头市老区，在这里建设特区可以达到投资省、上马快、收效快的目的。

这个意见提出后，得到省、市领导的重视。1980年7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来到汕头，同时任汕头地委、市委负责同志刘俊杰、程春耕、林衡等一起研究汕头经济特区选址问题，决定在汕头市区东郊龙湖村西北侧设置汕头经济特区，面积1.6平方公里。

彼时，龙湖村正式建村已70年，离汕头市区虽仅有3公里，但仍是荒沙一片，无水、无电、无路，村民吃红薯、住草寮、艰难度日。但当汕头经济特区将在龙湖村建区的消息传来，“龙湖村民说不上是喜是忧，更多的是忐忑不安。”

《艰辛的崛起》讲到了一个故事：当时，汕头经济特区管委会第一任主任刘峰对龙湖村民说：“你们把土地让给国家，今后建了特区，开工厂、办公司，你们会发财的。”龙湖村的干部和村民听后却哈哈大笑：“刘主任，你在讲笑话吧！哪有此事？”

尽管如此，建立特区初期的征地工作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这是由于龙湖村的沙土壤土质极差，不能种粮又缺水，稻谷收成不好；虽说面对大海可以捕捞，但村民很穷，没有什么渔业工具，全靠最原始的生产方式，收成也有限。“建特区，雇用农民挑土平地，有工可做，每天挣个5元、7元，大家已很满意。再说征购土地每亩解决2个劳力，可以安排到集体工厂做工，当时算是一项美差。”

破土建设，荒滩上崛起一座新城

不只是龙湖村民，一大批最初的特区建设者，出现在了特区第一期进行开发的0.2平方公里土地上。1981年冬天，“三通一平”工程在这里启动。一曲锄头、扁担的交响曲，也在这里奏响。

“四个一片”分期开发，正是当时汕头特区的建设模式。《汕头经济特区十年（1981-1991）》（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11月第一版）一书介绍，汕头特区一起步建设，就碰到基础设施落后、资金紧缺且筹措有困难等问题。客观条件制约决定了汕头特区的基本建设不能铺摊子和争速度，而必须选择符合自身实际的建设模式，量力而行地执行“开发一片、建成一片、投产一片、获益一片”的方针，在统一规划的前提下分期分片开发建设。

“一大群人赤着脚，淌过那条水深没膝、20米宽的龙湖沟，爬上这一片荒芜的沙丘。举目四顾，西北风卷起阵阵细沙扑面而来，没有人家，不见房舍，更谈不上水源和照明，一株株仙人掌伴着野草随风摇曳。第一代特区人就要在这里安营扎寨，向大自然开战。”《艰辛的崛起》这样写道。

刘峰所著一书《回顾与反思》（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5月第2版），则是这样描述：没有推土机的震耳轰鸣声，也没有来回穿梭的自卸车，甚至连手推车也很少见到，有的是手拿锄头、肩挑畚箕的人，完完全全是“土法上马”。当这样画面的照片在香港的多家报纸刊登后，有的人看了大跌眼镜：“特区建设就这样干？”为此，刘峰回应：“我们当时的汕头市有的是大批失业的劳动大军，由他们来干，不是很快地就把荒沙丘铲平了吗？”

刘峰回忆，从特区0.2平方公里土地工程动工之日起，大家都有一个信念，尽量节约开支、减少支出，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在平整土地时，大家就想出一个妙法，用一块块一尺见方的石板，在荒沙埔上铺出一条便道，专门给运输车和搬沙运土的民工行走，这片土地平整完或某一工程竣工以后，又将这些石板搬到另一片待开发的沙地上，反复使用，以节省资金。当时就有人感叹：特区人“在石板上也要榨出油来”！

刘峰还写道：“工地一动工，同志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机关作息时间表宣告失效，但谁都没有斤斤计较，更谈不上有什么加班费之类，连止渴、提神的茶叶，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从没有向财务部门报销。”

一篇报道王瑞忠“忆当年”的文章《荒滩创业历尽艰辛》也提到，1982年7月（特区管委会）搬到原郊区农科所（现金谷园）办公后，在门口搭了一个大竹棚，既当食堂，又作会场，中午无法回家休息，三十几号人，就每人领一张席子，有的搬了个折叠铁床，权当休息室。

就这样，在艰苦卓绝的环境和条件下，汕头经济特区的“开荒牛”们肩挑背扛，愣是把特区第一期计划开发的0.2平方公里土地和第二期的0.24平方公里土地“啃”了下来，完成了通水、通电、通路、通信、通燃气和平整土地“五通一平”的任务。

而从那时开始，先行先试、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特区精神，就已深深根植在这片热土，生根发芽。

凝心聚力，华侨及港澳同胞深情支持

其实，在汕头经济特区建立前后，还有一股力量深情支持着特区的创办。这就是来自华侨及港澳同胞的力量。

根据《艰辛的崛起》一书分析，兴办特区，意味着要与外部世界大交通。这种对外开放，与世界经济的沟通、合作、接轨，从而繁荣家乡、强盛中国的做法，也是海外华侨及港澳同胞一向所期望的。因此，试办出口加工区（即经济特区前身——编者注）的构想稍一披露，立即得到了他们的由衷的拥护和热忱的支持。

其中，爱国侨领庄世平先生和新加坡实业家罗新权先生，对此倾注了一腔热血。书中写道，凡试办特区有关问题，一经请教，庄世平先生无不尽其所知循循善诱，或帮助联系，寻找资料，并以年迈孱弱之躯，不辞辛苦往来奔波。他与罗先生所提供的有关世界经济动向和经济特区的资料，难以计数。“与此同时，庄先生还于1980年与香港汤秉达、翁锦通、许耀兴等先生筹集巨资，在港筹建汕华有限公司，为汕头特区的筹备和建设而尽力。”

特区创办酝酿时期，地点初定在汕头，就请罗新权先生搞成片开发。1979年，他到汕头考察，花了很多精力勘察地形，研究制订出汕头市投资开发的计划。“后来虽然由于多种原因，他的宏大计划未能实施，但对汕头兴办特区却大有启发。”《艰辛的崛起》这样写道，“没有海外潮籍华人的关注、帮助和支持，汕头特区的起步建设是难以顺利开展的。”正因如此，侨乡优势也成了汕头创办特区的优势条件，弥补了地理不足、基础落后的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