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林古港、潮糖、洋米及其他

潮汕史简编

樟林古港

樟林港很快成长为闽粤间最重要的商港。

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樟林寨创建。1623年（天启三年），樟林始建商埠。1668年（康熙七年）海界展复，被破坏了的樟林寨城重修，东陇河泊所迁到城里。1731年（雍正九年），裁去东陇河泊所，改置樟林巡检司。过往樟林的海船越来越多。

樟林港兴起，有它的地利。一个是作为樟林外港的柘林湾，有十分优良的港湾环境；从事海上贸易的洋船，可以停泊在港湾中。另一个是从北宋开始使用的“东溪－沙尾溪”航道还保持畅通；樟林港接驳的货物可以通过这条航道转运到潮州府城，再转运到韩江上游。

乾隆年间，樟林港的商业活动非常繁荣。1742年(乾隆七年)，澄海知县杨天德出告示招商盖建铺屋间102间。1743年(乾隆八年)，清政府开始鼓励商人们从暹罗等地运米回粤。中暹大米贸易，给樟林港带来了迅速发展的机遇。樟林埠很快变成一个有六社八街的大市镇。常住人口有七八万人之多。17世纪末，樟林港已经成为本地最发达的商贸港。

货通南北

受益于清廷的开放政策、本地的海上贸易传统、优良的港口和船只、农业的商品化种种因素，潮州商人的海上贸易活动，规模越来越大。海舶往来，货通南北。大米，蔗糖，大豆，棉花，棉布，陶瓷，还有纸张，烟丝……潮州商人的商品经营，在环中国海周边的埠市之间，编织出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

潮糖、洋米及其他

潮汕输出的商品中，最大宗、在海内外市场声誉最好的，要数蔗糖。

明代潮州产蔗糖，地方文献已见记载。

17世纪末，由于台湾糖业生产萎缩，潮州生产的蔗糖在日本热销，除了本地商船，沿海其他口岸如厦门、福州、温州的商船，也来潮州靠岸购买砂糖，转贸日本。

18世纪潮州各县甘蔗种植和蔗糖制作的记录，不绝于地方志书。蔗糖制造是农民们的副业。甘蔗收成后，就在蔗田上临时搭起糖寮，生产蔗糖。要经过榨汁、煮糖与过滤三个流程。用牛转动花岗岩石制成的绞车，把甘蔗在绞车的两个有钝齿的石辊中间轧进去，挤出蔗汁。用木槽把蔗汁引进陶缸，加入一定比例的石灰。接着把澄清过的蔗汁舀到锅里烧煮。烧煮后的糖汁要再用糖漏过滤，这个过程，赤糖须4到5天，白糖则须25至30天。这时蔗糖完全凝结，整个生产流程也就完成了。

这个时期的潮糖除了一部分在本地销售和销往韩江上游客区外，大多销往苏松以至天津。出口量很大，生活在干嘉年间的澄海举人黄蟾桂，曾经在他所撰写的《立雪山房文集》中说：

本年（嘉庆十四年）六月初三，澄海县界客船陆拾余号，各装糖包满载，或三千包，或四千包，连船身计之，一船值银数万，将往苏州、上海等处。

清代潮州商人，靠着蔗糖贸易致富者也很多。嘉庆《澄海县志》记述：

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赀往各乡买糖，或先放账糖寮，至期收之。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至秋东北风起，贩棉花、色布回邑。

这些资料记录了潮糖的销售形式与规模、转运方法、倾销地点，还指出潮糖在本区经济发展中具重要地位：可以裕民，可致豪富。

就像上面提到的，为了攫取更大的利润，潮州商人在高州雷州两府投资开辟新的甘蔗种植基地，生产蔗糖。

清代潮州商人最主要的经营——洋米贸易，也在18世纪开始了。

此时，本地区粮食市场出现了戏剧性变化，从有稻米输出变成要依赖进口稻米来解决粮食不足的危机。

有三个原因引起这种变化：第一个是朝廷为了吸引东南亚大米进口，给予优惠政策。第二个是由于商贸活动的繁荣，经济作物、特别是甘蔗的种植面积增加，导致本区粮食总产量的下降。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18世纪以后的政策变化和社会安定，使得本地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粮食产出已经不敷供应，不得不仰给于暹逻、安南和海南诸郡。

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康熙皇帝听说暹逻米谷饶裕，价格便宜，诏令从暹逻运米三十万石到闽、广、江、浙，不必收税。这也许只是一时权宜的措置。1743年（乾隆八年），乾隆皇帝下旨，明确规定，“嗣后外洋货船带米万石以上，免船税银十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免税十之三，即载米不足五千石之数，亦免其船税银十之二”。这些运米来华的货船，主要来自暹逻国，有一部分船主和船长就是潮州人。准予外洋货船进口大米的优惠政策，也刺激了本区商船向东南亚开拓市场。潮汕的洋船商人，许多就是通过从海上贩运大米起家的。

第三个原因，下文还会讲到。

潮蓝布也是通过海上贸易走俏北地的本地名产。

清代潮州不再生产丝织品。棉麻纺织业则成为相当普遍的农村家庭手工业。李调元《南越笔记》说：“潮阳产绒布，极重密，蔽风雨，俗称潮布，行用远近。”潮布喜欢用潮州本地出产的蓝靛染色，又叫做作“潮蓝”。因为色泽鲜艳又不易褪色，颇受青睐。

潮州出产的麻织品有苎布和波罗麻布，薄而爽，宜制作夏服，因而有“夏布”的泛称。潮州生产的夏布盛销朝鲜和东南亚。

来源 | 持恒书屋

文 | 黄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