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头船精神的文化内涵

历史上的红头船商人，继承海上丝绸之路的传统，以红头船海洋为文化大摇篮，以红头船港口为文化大平台，以红头船商贸为文化大舞台，艰苦创业，奋力拼搏，创造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价值明显的红头船文化。是文化必有精神，红头船文化必有“红头船精神”。红头船精神就是红头船商人在长期海上商业贸易活动中创造的，丰富而有特色的红头船文化哺育、滋养出来的，以冒险拼搏、同舟共济、诚实守信为主要内涵的一种潮人精神。红头船精神以陈焕荣、陈慈黉、黄继英、佘有进等为代表的原生代红头船商人创造，到以郑智勇、林义顺、郑子彬、蚁光炎、陈弼臣等为代表的中生代红头船商人，再到谢易初、谢慧如、陈伟南、李嘉诚地为代表的新生代红头船商人所弘扬而不断发展，日益丰富。

红头船精神的文化内涵之一：冒险拼搏

列宁曾经指出：“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性。”文化是人创造的，人只能在特定的自然条件、现有社会环境下创造文化。自然条件、社会环境不同，就必定产生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居民创造的文化就有不同的民族特色、不同的地域特色。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近代中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认为，“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

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对人类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海洋资源丰富，物产繁多，造福人类。大海浩瀚辽阔，宽容、豁达、大度、开放，是谓海纳百川；大海波涛翻涌，风浪巨猛，充满险恶，布满恐惧，令人胆惊……但人类离不开大海，人类总是在不断地征服大海。人类在与大海的对象化关系中，造就了海洋民族，催生产了海洋文化，培育了海洋文化精神。海洋文化精神也就是海洋民族精神，当中就包括海洋族群、海洋族群文化、海洋族群文化精神。

商业因社会大分工而出现，伴随着人类走过各个历史时期，其历史悠久。商业贸易追逐利益，充满竞争，需求公平公正，有赌注，当冒险。商业发展造就商业民族及商业族群，产生商业民族文化及商业地域文化，形成商业民族文化精神及地域族群商业文化。海洋民族与商业民族关系密切，海洋文化与商业文化紧密联系，海洋文化精神与商业文化精神息息相关。

红头船因海而建造，因海而通商行贸。红头船海洋是红头船精神诞生的文化大摇篮，红头船商贸是红头船精神产生发展的大舞台。因而，总结、提炼红头船精神，理解、表述红头船精神，必然直击红头船海洋及其文化，直击红头船商贸及其文化。离开了红头船海洋及其文化，离开了红头船商贸及其文化，红头船精神就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就将“四搭无向”。

自古以来，居住于南海之滨的潮汕人，早就勇敢地冲向大海，向大海索取生产生活资料，成为“耕三渔七”的“海上族群”。对于人多地少，生活困逼的潮汕先人们来说，海洋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之，潮汕先人老早就与海结下了不解之缘。海的博大，海的雄壮，海的凶猛，使得潮汕先人不得不敬畏她，也启发着他们去探索她，刺激着他们去征服她。

红头船商人的航海生活充满艰巨性、险恶性。古代社会的海疆与海洋往往是在国家力量控制的范围之外，盗寇出没成为海洋生活的一种常态，即使在清代，海寇海盗仍是潮汕商人从事长途海贩贸易的重要威胁。南澳岛海面有三个小岛，为盗寇出没之地，“称为三澎，南风贼艘经由暂寄之所；内自黄岗、大澳而至澄海、放鸡、广澳、钱澳、靖海、赤澳，此虽潮郡支山入海，实潮郡贼艘出没之区，晨远飏于外洋以伺掠，夜西向于岛澳以偷泊，故海贼之尤甚者多潮产也”。海寇海盗以破产农民为主，他们三五成群，潜至港口，窥伺小艇，潜伏于万里汪洋之中，出没行劫。

康熙年间，潮汕海寇活动猖獗，每年“三四月东南风盛，粤中奸民哨聚驾驶，从南澳入闽，纵横洋面，截劫商船，由外浯屿、料罗、乌纱而上，山烽火，流江而入浙。八九月西北风起，则卷帆顺溜剽掠而下，由南澳入粤，劫获金钱货物多者，各回家营运卒岁，谓之散斗；劫少无所利者，则泛舟顺流避风于高州、海南等处。来岁二三月土婆涌起，南方不能容，则仍驾驶北上，由南澳入闽”。商船一旦遭遇海盗，海盗则“截流以劫之，稍近则大呼落帆”，而商人“不能御敌，又船载重货，难以自脱，闻声落帆，惟恐稍迟，相顾屏息，俟贼登舟綑扎或收其财物”。尽管商人或可能苟全性命，但巨额财货即被洗劫一空，孑然一身漂流于汪洋大海之中。延至整个清代，海寇威胁仍然不绝，以致红头船商人远航时往往携带刀矛等兵器前行，如抵达天津的红头船多携带兵器；而有的红头船商人还与海寇海盗相联络，以求得海寇海盗的保护，如樟林著名红头船商人林五就是其中一例。

同时，对于乘坐木帆船航行于大海之中的红头船商人来说，大海的狂风巨飙与凶波诡浪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威胁，“出没巨浸，与风涛争顷刻之生”。且不说远航日本及东南亚，即使近海航行，红头船商人也历经艰险，随时有葬身鱼腹的危险。不少红头船商人在海难中船破人亡，如清代的澄海红头船巨商黄俊德就是在由苏州返潮汕的航行中，遇海难身亡。

红头船商人的海贩贸易充满冒险性。红头船商人以海船为商业贸易工具，其海船本身即投资巨大，一艘航海商船，“大者，广可三丈五六尺，长十余尺；小者，广二丈，长约七八尺”，可容纳数百上千人，载重3至4千担，其建造投资，少则数百成千两白银，多则上万两白银。但商船一旦遇上海难，其巨额商船投资即刻化为乌有。巨大海贩贸易风险投资还表现在巨大的海贩商品规模上，一艘商船所载的货物价值往往高达数万两白银之多，商船不具备任何保护手段，航行于波涛险恶与海盗出没的海洋之中，其风险足以使人惊魂动魄，但长期冒险于海上的红头船商人却能安之若素，“冒险射利，视海如陆”。同时，红头船商人随季候风迁徙航行，必须在季候风来临之前完成商品交易，在市场不利的条件下也往往不惜血本抛售，具有相当大的贸易风险。

但海贩业的巨额冒险利润，又促使红头船商人奋不顾身，养成在商业经营中的冒险精神。红头船商人挺而走险，或倾其家产独资造船，或集资造船，甚至远赴暹罗造船，特别是一些大商人，往往独自拥有一艘或数艘航海商船，以船主身份分享巨额海贩冒险商业利润。他们的巨大财富依靠冒险而来，以生命为代价来博得财富，敢于挥斥巨金作更大的商业冒险。

红头船商人以追逐巨额商业利润为目标，其商业活动表现出贸迁不定的特点。由于其商业活动的冒险性，外出服贾并不携家带口，往往独身行走于江河湖海之中。他们不安于铢两必较的坐商生活，而甘愿冒险以博百倍十倍之利。红头船商人又“逐海洋之利，往来乍浦苏松如履平地”，重新拓展与东南亚贸易，活跃于潮汕—台厦—苏州(或天津)—海南岛—东南亚商业贸易圈内。

为了规避必须随季候风迁徙航行所带来的贸易风险，红头船商人开始散布于中国沿海口岸及暹罗、安南等东南亚各地。他们闯北海、下南洋，设立货栈和商铺经营土特产的进出口贸易，兴起了“南北行”贸易，销售海贩而来的土特产，收购当地的土特产，起着沟通南北商品交流的作用。他们也往往不避险境，走贩于商情不通的偏远内地，足迹几乎遍及吴越闽中、大江南北、海外各埠。

红头船商人坚信“小小生意能发家”，敢于冒险，信奉“铜钱出苦坑”。正是这种发财致富的强烈愿望以及坚忍不拔的意志，红头船商人才能以“巨舰高桅，扬帆挂席”的姿态，劈波斩浪，穿越重洋，赚取利润。《澄海县志》记载说：“农工商贾皆藉船为业……其舶艚远驰会省、高、惠，逐鱼、谷、盐、铁之利，虽盗贼风波不顾。”而这正是饶宗颐先生所强调的“拓殖成就”的红头船精神。北京潮人商会会长张善德先生认为：“海洋环境的磨炼，造就了他们以变求生，冒险搏命，艰难创业，不怕竞争”的文化性格。

长年累月的海上航行，晒黑了红头船商人的皮肤，浸咸了红头船商人的身子，却铸就了红头船商人的海洋文化精神、商业文化精神，也就是红头船精神。敢为人先、不畏风险、奋力拼搏、艰苦奋斗、冒险开拓、自强不息、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奋不顾身、视死如归等等，都可以用来表述红头船精神。但是，精神是实质的东西，因此，红头船精神的内涵，最好的表概括、最佳的用词，就是冒险拼搏。

红头船精神的文化内涵之二：同舟共济

红头船商人、红头船精神以红头船命名，充分体现了红头船的地位重要性。可以说，无红头船，就无红头船商人，就无红头船精神。

红头船因海而建造，红头船涉海渡洋；红头船商人上北海，下南洋，通商行贸。尽管他们在陆地上有时也不乏“窝里斗”，但一到了海上，则“一浪泯恩仇”，相互帮助，同舟共济。因为在浩瀚的大海上，再大的渔船躺在波涛中，也不过是一片树叶而已，灾难时刻威胁着红头船商人。在危难中最亲的，不是远在大陆上的亲人，而是有缘相遇的最近的船只，就是那熟悉而亲情的红头船。在海上遇到困难，看到红头船，他们就知道是乡亲，可以靠前去求助，绝无置之不理之事，否则该船会为所有人唾弃而不齿，他也就失去了在海上生活的资格。倘若遇上海盗，红头船商人们也会自动靠拢，互相掩护，共同对敌。

久而久之，红头船商人自己也武装起来保护自身利益。尤其在明清时期，昏庸的封建统治者不仅不能保护红头船商人的海上安全，反而常常下令封海，这等于断了的生路。勇敢的红头船商人联合起来，占据海岛，实行武装割据。南到印度尼西亚，北到定海，都活跃着以红头船商人为主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他们不仅以收取保护费的形式保护渔船的安全，还在各个港口设立一些接待设施。红头船就是他们认可的标志。

红头船终年在海上航行，红头船商人为海而生，为海而活，乃至为海而死。海上航行，行到流路，遇到急流，碰着大风，那是一场恶斗，是一生死博斗，不齐心协力，不奋力冲拼，战胜倾风恶浪，后果不堪设想，往往船翻人沉。因而，在长期与大风大浪作斗争中，锤炼了红头船商人视死如归、团结协作、同舟共济的精神品质。

红头船的经营，主要靠货运商贸。由于一艘洋船连货物价值高昂，大商人拥有巨资，但他们愿意与中小商人合作，由他们出船或出资供中小商人出海经营，赚取巨额利润，而中小商人也得以借船出海，去赚属于自己的那份“经营之息”。在一条商船中，船主、贩商、与水手形成了严格的商业伙伴关系。船主从中小贩商的商业利润中抽取商银，抽取程度按盈利大小计算，多赚多抽，不赚不抽。水手收入则根据船东抽银多少而按比分成。头家不用给船上的头目水手支付薪水。另一种办法是在船中留下100担的舱位，给船主装载自己的货物。其他头目，包括水手根据自己在船上的地位，也能占有不同空间的舱位。还有一种处理办法是，船东抽船税后，按约定比例与所有船工分成。这种合股经营的方式，获利成数大。

前些年发现的清嘉庆年间红头船船主家庭的“分家书”，不仅以股份制的运营模式维持并发展红头船的运销业务，也在利益均沾的前提下，维系了家族制度。红头船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经营方式，正是红头船精神的最好诠释。

长期的海上商贸活动，艰辛的海洋生活，特别是在与大风大浪作斗争中，形成了红头船海洋文化、红头船商业文化，哺育、滋养了红头船海洋文化精神、红头船商业文化精神，从而造就了红头船商人的文化精神。同舟共济、团结协作、同心同德、齐心协力、通力合作，众志成城等等这些大家熟悉的词语，都可以用来总结、概括、表述红头船精神。但是，紧扣精神实质，紧扣红头船，作为红头船精神文化内涵的，还是同舟共济一词当仁不让。

红头船精神内涵之三：诚实守信

历史上的潮商以诚信而著称。作为潮商典型代表的红头船商人，诚信是他们立足商海，傲立潮头的制胜法宝。诚信是红头船文化的核心之一，是红头船精神内涵的重要表现。

红头船商人的诚实守信精神，源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正统的儒家，高度重视人自身的道德修养，诚信是其追求的重要修养之一。《中庸》强调：“诚者，天下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非自成己而成己也，所以成物也。”要求为人诚实，真心实意。《论语》强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意思是说，人不讲信用，真不知道怎样做人。《论语》中“信”字出现38次，频次虽低于仁（109次）、礼（74次），却高于描述品德的善（36次）、义（24次）、敬（21次）、勇（16次）、耻（16次）等词汇。可见，诚信是儒家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衡量一个人人品高低的重要标准。

在传统社会里，商业行为缺乏某种法制的约束与支持，商人从儒家伦理文化中寻求商业行为的理性依据，从儒家伦理道德中抽绎出一般商业行为准则，正是传统商人礼拜儒家文化的一般心理动机。关公所代表的“礼义忠信”社会伦理原则正是商业行为所需要的支持力与行为准则，商人对关公的祭祀崇拜，将外在的“礼义忠信”社会原则转化为内在的行为规范，形成一定的具有行为约束能力的心理文化，从而支持商业行为的正常运转与延续发展。

在传统潮汕商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中，“礼义忠信”也有着重要的价值。红头船商人内部的老板与伙计关系并不是一种自由的雇佣关系，老板与伙计的关系也笼罩着某种人身依附的色彩，需要用上下尊卑的“礼”加以规范，需要用儒家的“与人忠、执事恭”的道德原则来加以约束。

在红头船商人的道德伦理价值观中，“信义”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传统商业活动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手段，买卖双方以及合伙经营双方之间的信用关系必须依靠道德力量来维持，依靠传统的“信义”道德价值观来维护。伴随着红头船商业贸易的兴起，“信义”成为红头船商人的最重要道德准则。红头船商人所从事的海贩业，规模大，距离远，风险大，往往采取借贷经营或合伙经营的方式进行商业活动，商业信用关系在红头船商人商业活动中居有关键地位，对于支持商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迫切需要以“信义”道德价值观强化商业信用关系。正因为红头船商人的精神需要，关公崇拜由此而日加兴隆，发展成为红头船商人的一种普遍信仰。在红头船商人对关公的虔诚崇拜中，首要表现出来的是红头船商人对关帝重义守信人格的认同。在红头船商人普遍的关帝崇拜背后，红头船商人已经形成一定的重义守信心理文化，并且转化为行为准则。

红头船商人的诚实守信精神，受到潮汕民间信仰崇拜的影响。红头船商人终年走南闯北，行走于反复无常、惊涛骇浪的大海中，搏斗于生死之间。他们对神明，尤其是海神顶膜崇拜。他们除了拜关公外，还拜妈祖、拜观音菩萨、拜三山国王、拜土地公、拜火帝……红头船商人的多神崇拜，并非完全迷信，更多的是功利。这使得他们与神明达成一种特殊的商业契约关系——神明能够保佑我，我敬拜之，供奉之；因我敬拜之，供奉之，神明肯定大力保佑我。人与神的这种关系，在红头船商人的脑海里，就是彼此关照，互帮互助，利益均沾，双方共赢，你好我也好，何乐而不为呢？

商业充满竞争，商业行为除了伦理道德规范外，还需要某些制度维系、规范。前些年发现的清嘉庆年间红头船船主家庭的“分家书”，不仅以股份制的运营模式维持并发展红头船的运销业务，也在利益均沾的前提下，维系了家族制度。红头船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经营方式，既是同舟共济、团结协作红头船精神的最好诠释，也是诚实守信精神的最好体现。

侨批，通俗的叫法是“番批”，是一种“银信合封”的递信物，即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及后来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银信合封”是其基本特征。在侨批的历史上，无论是“水客”、“批脚”，还是侨批局，乃至写批人，都恪守“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准则。侨批文化承载着诚实守信的红头船精神。

以诚立足的侨批局。侨批局“在外洋收寄批款”，“以可资信赖为前提”。从收寄到投递，整个运作过程都要保证不出半点差错，快捷安全地将批款送到侨眷手中。这就要求从业人员遵循严谨操作规程，不辞劳苦，从收寄列字编号抄写目录开始，到结汇取款分拣派送，爬山涉水送到侨户家中，收取回批，再回寄送还侨胞，一系列运作，其交接、签收、核销都要耐心细致，认真记录备查，这其中要付出许多的汗水。侨批业的运作从不辞劳苦，为的是恪守诚信，以资拓展业务。即使有时偶尔在远批及办货过程中遇到意外，如飓风等不可抗力，这种损失本来解释一下就可说得过去，但批局一般都坚持负责赔偿，有时不惜变卖家产以支付批款，以此来保持信誉。

许多潮籍侨胞在海外艰苦创业，所得微薄，生活拮据，而家乡亲人则苦等他们寄来的批款度日。他们在收寄侨批时有付现金的，有赊数的，也有半赊半现的，对于老客户或因船期在即，或因工资未发放，或因家乡急需用款等等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批局则先为垫付，等华侨挣到钱时再付清还。”一般侨批局为寄批者垫付批款，根本上没有任何担保，大多也没有办理借据之类的凭证，仅凭口头承诺，回批时才收批款，但从未听说不承认之事发生。据泰国银信公会原秘书长张明汕回忆，这些侨胞尽管生活很贫苦，然而都很讲诚信。如泰国有位经常由批局先垫付批款寄回家乡的侨胞，当他收到家人的回批时，已病住入医院，尚未归还批局代为垫付的批款，临终前仍念念不忘，特地取出家乡亲人寄来的回批，嘱咐身边的人一定要替他将所欠的批款归还批局。这位侨胞去世以后，他的家人果然前往批局落实此事。像这种侨胞死后还有人代还钱的还有好多宗。因此，张明汕说：“我从来不曾遇到回拒还批款的人。”广大华侨寄批者，都是秉持着诚信的信念。

严格的收发制度。1835年创办于新加坡的致成批局，为了保证海外侨胞托寄的侨批万无一失，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收发制度：由批局准备统一规格的批款和回执，并印制有关表格，由寄批人一一填明收批人的姓名、地址、批款数额和寄批人的姓名、地址。寄批人交付托寄的批款后，由批局人员将表格中所填写的内容，照抄到账簿上并编入号，逐日移交给司柜汇入总账，最后由经理逐件查核，在批封背面盖上批局印章，再复制一份表格，交有关人员带回设在澄海东湖的分号致成批馆，由侨批派送员按上面的收批人姓名、地址送到侨胞的眷属家里。这样，“不仅仅使得侨批局在收解信款时做到‘按址投送’或‘无址投送’，更在于由此衍生的信任使侨批局与顾客间形成水乳交融相互依赖的关系。”许多批局，每次不论来批多少，都得当晚办理清楚，即使通宵达旦，也得悉力以赴不能败坏了批局的信誉。

不辞劳苦，恪守诚信的“批脚”。许多侨批派送员尽管家贫，仍然坚守住诚信的“底线”。澄海隆都镇是著名的侨乡之一，在海外的侨胞和港澳同胞的人数，相当于全镇人口的1.5倍，侨眷人口占全镇总人口的70%，因此侨批业相当发达。这个镇堤兜村的潘得敖，祖父、父亲和他三兄弟都从事同一职业——侨批派送员。据潘得敖和他弟弟潘得勤回忆，当时送批时，将批信和批款包在潮汕特有的水布里，然后缠在腰间，后来改为用布袋（即批袋）装起来、背着走，每天起早摸黑，全靠双脚行走，将批信和批款送到隆都和潮安官塘、铁铺的一家家侨眷手里，然后又将回批收集起来，送回批局，再发往暹罗、实叻、安南等地，送给他们的海外亲人。侨批派送员的工作劳累，酬劳很少，十分辛苦。尽管如此，潘得敖一家都按时、如数地将侨批送达，从来没有侵吞过海外侨胞的批款或丢失他们的批信。

“四不写”的写批洪。澄海樟林有一位侨批代写人——洪铭通，人称写批洪。据他的后裔回忆，他写回批有“四不写”：钱银数条不清者不写；夸大儿孙不肖，引以为同情，以求多寄钱者不写；伤天害理，唆间人家孬话者不写；有辱国格，装穷救苦者不写。番畔钱银唐山福。在家的侨眷等着下南洋的家人寄生活费回家，但所寄之钱都是血汗钱，若夸大穷苦程度，一来在外游子会更为担心家中情况，更加疲于打拼，二来在外游子知道真相便不再寄钱，三来若回批人帮忙写这些谎话，岂不失了诚信。而从写批洪的“四不写”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的诚信，他的实事求是。

总之，早期的红头船商人创造了红头船文化，铸就了丰富而有特色的红头船精神。敢为人先、不畏风险、奋力拼搏、艰苦奋斗、冒险开拓、自强不息、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奋不顾身、视死如归、同舟共济、团结协作、同心同德、齐心协力、通力合作，众志成城、诚实守信、一诺千金等等词语来表达红头船精神，都不足为过，都毫不奢侈，都毫无夸张。但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我们提炼、表述红头船精神，必须紧扣红头船，紧扣红头船海洋，紧扣红头船商贸，紧接精神实质，我们要提的是红头船精神的文化内涵。提红头船精神文化内涵，一方面是层次要深，档次要高；一方面是必须简明扼要，科学准确。依此，我们认为，红头船精神的文化内涵是：冒险拼搏，同舟共济、诚实守信。

我们研究、提炼的红头船精神，是早期红头船商人的精神，是原生态的红头船文化所哺育、滋养出来的红头船精神。近代汕头崛起之后，随着樟林古港等涉“红”港口的衰落，老一辈的红头船商人无可奈何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近代潮商迅速崛起，接过红头船商人的接力棒，继承红头船文化，弘扬红头船精神，成为新一代的红头船商人。当中国的另外两大商帮——晋商、徽商相继衰落时，潮商则承前启后，继续前进，勇立潮头，奋战商海，再造新辉煌。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爱国爱乡、自强不息、乐施好善，使红头船精神发扬光大，从古代向近代转型升级，从近代向现代扩容提质。

作者：陈友义